汾酒：晋商行走天下的情感寄托

 　　晋商是中国商业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和汾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年在外做生意，看不到亲人，听不到乡音，晋商就创建会馆。在会馆中闻着酸溜溜的老陈醋、听听老家的梆子戏，喝上半斤老白汾，酒未尽，先成泪，酒中自有故乡。

　　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晋商，汾酒温暖了他们，解了他们的乡愁。湖北襄樊山陕会馆（现为襄樊第二中学）的17块碑刻，记录了会馆康熙年间创建至民国初年衰败的全过程。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创建会馆的功德碑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维修院墙的捐款碑上，均有“汾酒行”的身影。

　　汾州商人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汾酒商人更是一支劲旅。他们将生意做到包头、兰州甚至走出国门。汾酒以及汾酒的传统酿造工艺，正是随着他们走出山西。有晋商处必有汾酒。“会做山西酒，腰无半文天下走。”据《汾阳县志》记载：仅在山东曲阜一地，汾阳人就开有酒坊十余家，从业百人之多。西宁府（今青海）以青稞酿造之烧酒，即山西商人传以汾酒酿造技术所制，使该地烧酒远近闻名。现汾酒博物馆藏有一块从西宁古玩市场购回的牌匾，上刻“山西汾州府杏花村和盛店自制汾酒发行不悮主”，它也在向今人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据1939年《贵州经济》介绍，茅台酒秉承了汾酒的工艺，“在满清咸丰以前，有山西盐商某，来茅台地方，仿照汾酒制法，以茅台为名，称曰茅台酒”。

　　清光绪元年（1875年），杏花村汾酒史上的第一个具有股份制性质的酿酒作坊宝泉益由汾阳商人王协舒、王协卿两兄弟投资创建。后来王协卿将作坊易名为义泉泳，并于1915年选送陈年老白汾酒参加巴拿马大赛，荣膺金奖。后义泉泳入股晋裕汾酒股份公司，并逐渐在全国建立起销售网络。新中国成立后，晋裕汾酒股份公司经改制，成立了国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

　　从宝泉益、义泉泳到晋裕汾酒公司，再到如今的汾酒集团，经营者一直传承着晋商的淳朴敦厚、富以俭为、利以义制、明礼诚信的品格。义泉泳在1918年的文字资料中提到他们的经营目的“并非为射利起见，实则是为维旧址，播仙泽”。“维旧址”就是要看管好老字号大门西面的古迹“申明亭”；“播仙泽”就是要用“老道吐酒”的神话传说来鞭策自己。时任晋裕汾酒公司总经理的杨得龄在抗日战争中太原沦陷时，返回老家途中来到杏花村嘱咐“汾酒只可南销，不可北运”，意思是不给日本人生产一滴汾酒。

　　乾隆二年（1737年），群臣举奏，天子朱批，成就汾酒一段佳话。又逢巴拿马赛会，群英齐聚，汾酒一举夺冠。汾酒于乱世中取傲然佳绩，书写出民族企业之魂。开酒业之先河，领品牌之风潮，汾酒商人具有超强的商业意识，最早注册了商标，高扬清香酒旗，大书酒文化之传奇。如今，汾酒，怀健康饮酒之信念，秉清香千古之精神，开辟着新的航程与纪元，书写着新的传奇与辉煌。（郭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