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光明日报记者 韩业庭

　　中华古籍浩瀚如海。流传几百上千年的古籍，熬不过岁月的沧桑，很多古籍或毁于战火，或毁于虫蠹。若不及时对古籍进行有效保护，我们丢失的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中华的文脉。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行十余年后，我国古籍保护的首个五年规划《“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12日向社会发布，古籍保护终于有了“顶层设计”。

　　1、先摸清古籍的家底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是我国历史上首个由政府主持开展的古籍保护领域国家级重要文化工程。

　　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已完成200万部古籍的普查登记，命名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修复珍贵古籍250万叶。国务院公布5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2274部)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80家)。通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公开发布古籍普查数据40.6万条，完成古籍数字资源4.6万部。

　　同时，另外一组数据也显示，截至“十二五”末，全国公藏单位中仍有约1300家未完成普查，这些单位的古籍存量约占全部存量的43%。

　　古籍普查是古籍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先摸清家底，才能谈古籍资源的活用。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大量的古籍尚未做好编目整理入藏登记工作，另一方面已编书目又面临着流失的危险。

　　“古籍保护五年规划，为今后五年的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目标，作出了详细规划，将有力推动古籍的整理保护。”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兴奋地说，“到2020年全国古籍资源和保存状况将基本摸清。”

　　按照规划，到2020年完成古籍普查登记的古籍收藏机构的数量将达到2000家，出版《普查登记目录》的古籍收藏机构的数量将达到200家，古籍普查数据的发布将达到72.6万条。同时，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保护状况将得到明显改善，珍藏古籍的修复数量预计达到350万叶。

　　2、保护古籍要积极调动社会力量

　　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看来，要在接下来不到4年的时间里完成上述目标，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从尚未完成古籍普查的地区来看，有两类公藏单位占的比例较大：一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基层古籍存藏单位;二是大专院校。这些单位，有的存在重视不够，排不上单位工作日程的问题;有的存在资金、人力紧缺的问题。

　　刘惠平认为，完成“十三五”时期古籍整理保护的目标，仅靠政府的力量和资金是不够的，要引入社会力量，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古籍保护的积极性。比如，2015年成立的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就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利用社会公益组织的特殊角色，从高校招募具有古典文献学、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学生，组成志愿者团队，由专业老师带队，利用暑期去存藏单位参加古籍普查工作，同时从社会募集资金，解决开展志愿服务的工作经费。

　　“从实践结果看，大学生(以研究生为主)志愿者基础较好，经过短期培训，很容易上手，工作起来效率高，达到了我们的工作预期。2015年，古籍普查志愿服务在河北一炮打响，2016年暑期再次发起活动时，广东、安徽、山西、四川参与，志愿者人数达到192人，完成古籍普查的数量为43万余册(件)。”刘惠平说。

　　刘惠平指出，长期以来古籍保护行业的自身建设比较薄弱，成立分支机构，有利于整合行业力量，凝聚发展共识。比如，古籍修复材料研究、检测和标准的研制，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浙江省等都有研究，如果能协作起来各有侧重和分工，加上企业作为实验应用和实施单位的参与，定能形成合力，实现一系列重要突破。

　　3、让古籍内容看得见、摸得着、用起来

　　如何让这些古籍所承载的深邃厚重的内容“活起来”，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古籍出版所作的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和汇编等古籍整理是学术性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采用图像技术，营建虚拟场景，让古籍的内容可视化，有利于古籍内容的传播。比如，以我国经典的志怪古籍《山海经》的内容为素材，近年来先后创作出的《精卫填海》《搜神记》《山海经之赤影传说》等影视作品以及《轩辕传奇手游》等网络游戏，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不少人看完影视剧后纷纷去翻古籍原著。

　　另外，一些音乐人利用现代音乐技术，从《瑟谱》《白石道人歌曲》《九宫大成》《魏氏乐谱》《碎金词谱》等20余种古乐谱文献中，辑录出原汁原味的古代歌诗曲调，并利用互联网进行大量传播，在音乐界掀起了一股“复古风”。

　　得益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古籍的数字化步伐不断加快。以上海图书馆为例，目前馆藏善本、刻本约2.5万种。截至2016年，约三分之一完成了数字化。今后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随时查阅各种古代典籍，这种接触的便利性必将大大提升古籍的传播率和利用率。

　　或许由于古籍的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尚未完成的缘故，我国第一个古籍保护五年规划，确定了“坚持保护为主、坚持抢救第一、坚持合理利用、坚持加强管理”的基本原则。可以预见，古籍保护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15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