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基本范畴

　　作者：冷卫国(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汉魏六朝时期，辞赋创作与赋学批评存在着互动关系，建立在辞赋创作基础上的赋学批评，反过来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创作。与辞赋创作相适应，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赋学批评范畴，随着历史的展开，这些范畴逐渐进入了其他文体批评并且上升为中国文论的重要范畴，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丽”。“丽”是汉魏六朝时期赋体语言的基本界定，也是该时期赋学批评的重要范畴，在赋学批评中反复出现。讲究语词的整齐、辞藻的华美，是赋在语言形式上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司马相如提出的“赋迹”说，到司马迁批评司马相如赋“靡丽多夸”，扬雄所谓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到王充提出的赋颂是“弘丽之文”(《论衡·定贤篇》)，再到曹丕的“诗赋欲丽”、曹植的“辞各美丽”，阙名作者《徐幹〈中论序〉》的“辞人美丽之文”，再到皇甫谧的“文必极美”“辞必尽丽”“美丽之文，赋之作也”(《三都赋序》)，夏侯湛的“言必华丽”(《张平子碑》)，再到刘勰的“扬马张蔡，崇盛丽辞”(《文心雕龙·丽辞》)、“词必巧丽”(《文心雕龙·诠赋》)等等，都一致肯定了“丽”是赋体语言的基本特征。纵观汉魏六朝时期，与诗相比，在赋学批评中对“丽”的强调，远甚于诗学批评中对“丽”的重视。也正因为如此，“丽”从赋学批评逐渐应用到了诗歌和其他文类的批评领域之中，体现了一个渐变的过程。“丽”表征着对各类文体形式的语言探讨逐步走向深入。如果没有赋学批评中对赋体语言特征“丽”的强调，很难设想是否会有后世文论中对各类文体语言形式的自觉探讨。

　　——“体物”。最早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朱自清认为，“诗缘情而绮靡”是陆机第一次铸成的新语，这确是朱自清的真知灼见。当然，朱自清的《诗言志辩》论的仅仅是诗，而未遑及于赋。其实，“赋体物而浏亮”又何尝不是如此?浏者，清也;亮者，明也。陆机提出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实际上承袭的正是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的玄学理路：“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所以，陆机的“赋体物而浏亮”，实则也正是胎息于玄学而第一次铸成的新语。“物—意—文”三者之间达到圆照契合的“清明”之境，正是“赋体物而浏亮”的真正含义。要达到“浏亮”的境地，对物象的描摹刻画则是关键。沿承这一思路，无论是后来刘勰提出的“体物写志”，还是谢朓的“体物之旨”，甚至一直到后来王夫之所说的“体物而得神”，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实始终没有脱离“物—意—文”三者之间达到“清明”之境这一基本要求，而且，“体物”作为一个表达创作要求和基本技法的范畴，广泛地渗透到了诗、词、曲、文等其他文类的创作和批评之中。具体来说，李白的《蜀道难》、韩愈的《南山诗》、欧阳修的《雪》以及柳永、周邦彦的“以赋为词”，等等，都可谓深得“体物”之法的精要。

　　——“形似”。刘勰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文心雕龙·物色》)，钟嵘《诗品》也每以“形似”论诗，颜之推称何逊诗“多形似之言”(《颜氏家训·文章》)，等等，这足以说明追求“形似”已然确立为该时期诗学的基本法则和范畴。但是，如果追溯这一范畴的出处，实则来源于沈约对司马相如赋的批评，“相如巧为形似之言”(《宋书·谢灵运传》)。司马相如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赋家，所以，“巧为形似之言”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汉赋的批评。当然，此处“形似”的含义，其实还只是“巧言切状”的意思，或者用刘勰的话说，乃“写物图貌，蔚似雕画”之意。尽管如此，“形似”范畴还是先以赋学批评为中介而日益扩散到了诗文或其他艺术门类的批评，并为后来的“传神论”或“神似论”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尤为典型的是，日本空海《文镜秘府论》地卷中论诗文十体，其中之一就是“形似体”。“形似体者，谓貌其形而得其似，可以妙求，难以粗测者是。诗曰：‘风花无定影，露竹有余清。’又云：‘映浦树疑浮，入云峰似灭。’”此处的“形似”，已包含要求以形传神的“神似”之意了。

　　——“味”。《文心雕龙》多次提到“味”，如“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左提右挈，精味兼载”(《丽辞》)、“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等等，钟嵘《诗品序》谈道“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颜氏家训·文章》也提及文章的“滋味”问题。在推究了各种文体的来源后，颜之推总结道：“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如果追溯以“味”论文的最早来历，实则出自晋夏侯湛《张平子碑》的以“味”论赋：“《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自此以后，开启了以“味”论文的先声，而借此正可看出赋学批评对中国文论的深远影响。

　　——“神化”。扬雄对司马相如赋无限赞叹：“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扬雄《答桓谭书》)尽管“神”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先秦时代已经存在，但正式运用于文学批评，这却是第一次。“神化”与古代文论中的“神品”“神思”等范畴密切相关。既然长卿赋的创作，是“神化”所至，那么，作为文学创作成果的文本，就是“神品”，而作为文学创作过程的艺术思维，就是“神思”了。“神化”“神品”“神思”，这三个范畴在逻辑上一脉相承，循此类推，揭示艺术创作思维过程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也就其来有自。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一次在赋学批评中出现的“神化”范畴，与诗、文、书、画等艺术门类中的“神品”“神思”范畴，不但息息相通，而且自有来龙去脉和历史演变的逻辑。

　　总之，“丽”“体物”“形似”“味”“神化”等上述重要范畴，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皆出现于汉魏六朝赋学批评之中，并以此为中介，逐渐渗透到了诗、文、书、画等各种门类的艺术领地。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批评语境之中，其具体所指或有不同，但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序志》)，从其理论形态的史源意义上来讲，均与汉魏六朝赋学批评有着无法割断的衍生或递变关系。借此更可以看出，后来唐宋元明清时期的赋学批评所探讨的问题虽然越来越具体，理论形态越来越呈现出体系化的特点，但是，赋学批评的基本框架在汉魏六朝时期业已奠定，并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唐宋元明清赋学批评所探讨的基本问题，也就处于前者的笼罩之下而没有超出其范围。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05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