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顺：从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看中西医学对“疫病”的防治

　　2019年12月12日开始，从湖北武汉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到今天，这种具备人传染人的急性感染性肺炎迅速传播，对人群、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开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2月3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438例，现有重症病例2788例，累计死亡病例42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632例，现有疑似病例23214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33例。

　　新型冠状病毒与中医“疫病”的关系

　　官方权威专家参与编写的百科医典资料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是一种以前未在人类中发现的病毒，患者多有海鲜市场暴露史或聚集现象，目前感染源仍不明确，可能有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和粪口传播。目前对该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没有特效治疗方法，临床仅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特派专家、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院士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当属‘寒湿(瘟)疫’，是感受寒湿疫毒而发病。”

　　世界范围内传染病的大流行与中医“温（瘟）病”学的兴起

　　纵观世界史，罗马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除了国力的整体衰落外，致命因素之一就是多次爆发的传染病，公元初到6世纪就爆发了6次疫病流行。公元79年出现的瘟疫，每天病死的人数就有几万人；公元164-180年，罗马帝国爆发的安东尼鲁斯流行病，每天几千人死亡；发生在6世纪的鼠疫持续50-60年，死亡总数近1亿人。1348年，一场致命的瘟疫消灭了人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11世纪开始繁荣的欧洲沦为荒凉之地。1348年，佛罗伦萨死亡10万人以上，威尼斯、伦敦死亡分别达到10万人，巴黎死亡5万人；1451年，科隆2.1万人死于鼠疫。1350-1400年，欧洲人均寿命从30岁缩短到20岁。

　　从科学发达昌明的21世纪新型病毒的爆发再回溯到古老中国，中国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不但历史悠久，还总结了大量成功的治疗方剂和药物。

　　汉代，医圣张仲景就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自己宗族自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不到10年时间200多口人就死去了三分之二，因伤寒病死亡的占到了十分之七。伤寒，中医广义的伤寒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等，泛指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切外感病和各种疫病。疫病，是发生在人、动物、或植物身上并具有可传染性的疾病的统称，一般由寄生虫、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引起。可以看出，早在东汉末年，中国医学就已经有传染流行病的明确记载，身在天灾频繁、疫疠流行时代的张仲景就开始防治包括各类疫病（瘟疫）在内的疾病。因此笔者认为，此时及以后一段时间内，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都是在传统学术范围内展开的。

　　文献统计显示，明代276年中大疫病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病流行74次，在严酷的形势下，中国医学独有的流行病预防治疗体系“温病学说”开始建立并发展。

　　温病，中医指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但主要指传染疾病。温（瘟）疫，中医指感受疫疠之气造成的在某个时段某些地方大流行的急性烈性传染病。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瘟疫》中说：“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可以看出，元代时就已经意识到流行病的发病急剧、病情险恶。

　　自经典医著《素问》记载“民疠温病”开始，《难经》归类为伤寒，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记载温病有“转相染易”的传染病特征……元代医家王履书籍记载“温病不得混称伤寒。时行……瘟疫等，绝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明末进士张风逵记载有“变幻无常，入发难测”……

　　明朝末期医学家吴有性（又可），经历了崇祯14年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的温（瘟）疫。据记载，当时战争连绵、灾荒不断、瘟疫流行，感染者死亡者接连不断。他通过观察和治疗，继承前人学说并结合自身实践，创造性地于1642年编著了著名的《温疫论》，提出的“杂气（戾气）学说”成为伟大壮举。他在序言中指出：温疫致病不是风寒暑湿，而是天地间一种异常的气（杂气、戾气）所引起的，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至于是否有临床表现，与戾气的数量、毒力大小、人体抵抗力强弱有关。

　　吴有性的杂气（戾气）致病观点，明确指出一是有传染性、流行性和散发性，二是具有特异性、特适行和偏中性（病原专门攻击某个脏腑经络，专门表现为某一种流行病），他还指出鸡鸭牛羊同样要受“戾气”的感染，这与现代医学已经相当接近，在没有任何仪器、全靠朴素唯物哲学和经验医学指导的明朝，已经相当深刻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历代中医学的发展来看，对温（瘟）病的防治均有理法方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案例都有例可循，都有理论和大量的实践基础，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时至今日，中医学的传承发展已迈向纵深，现代医学和中医学的结合，相互补充，从各自的体系对人类防病治病产生相同的作用。

　　现代医学对病毒的的认识和防治概况

　　在西方医学中，直到20世纪初才发现病毒的存在。1898年，荷兰学者贝耶林克首先命名病毒，到20世纪50年代，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明和分子生物学的建立，病毒研究达到分子水平。尽管对病毒的研究不断发展，但现代医学却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控制。1918年，欧洲流感病毒的爆发传遍全球，全世界一半人口受波及，几千万人因此死亡；2003年非典，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都发现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数据，1973年以来，人和动物发现的新病原体和传染病达30余种，由于病毒存在变异性，很多都没有有效的防治手段。

　　当前，正是中华民族抗击新一轮疫病的关键时期，环视世界，忆古思今，从中央政府和各地强有力的防治措施中，虽然压力巨大，但成就有目共睹。在这场耗费资源巨大的战役中，笔者欣喜地看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于1月27日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要求“各地卫生健康委和中医药管理部门参照执行，并要求各有关医疗机构在医疗救治工作中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加强中西医结合，建立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促进医疗救治取得良好效果。”

　　传统的中医药学在当代防治流行性疾病中产生积极的作用，正是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实践。虽然也存在少数唯西方医学的观点，但中西医学联手并进共同发挥效应已成为定局，正在为预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共同贡献力量。

　　（作者系国是智库成都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